門簾

　　潘 維
　　現代政治學強調從見識而非經典著作里生產知識。說法治的核心是司法獨立，邏輯上自洽。但司法獨立能催生什麼結果？這不能靠思辨書本概念判定。香港政府到上世紀70年代初一直腐敗，卻已有了百年司法獨立制度史。南亞大國都有司法獨立制度，多數非洲和拉美國家也有，卻並未產生與美歐類似的結果。說當代民主制的核心是競爭型選舉制，邏輯上也自洽，但各地競爭型選舉制的結果大相徑庭。對比較政治學而言，問題不在於民主法治制度之“應然”，而在於通過實證比較說明為什麼政治體制相似，結果迥異？
　　“民主法治轉型”幾乎成垃圾話題
　　冷戰後興起了“制度主義”或“制度決定論”潮流。什麼是制度？制度亦稱“上層建築”，指的是重要的法律規定和政府機構設置。
　　唯心史觀認為，政治體制是由聰明人“頂層設計”出來的，而且這種“設計”出的制度塑造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歷史。如此，乾隆時期幾個聰明美國人制定的《美國憲法》決定了美國的命運乃至人類的未來。
　　唯物史觀認為，制度是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歷史塑造的。不是制度塑造歷史，而是歷史塑造制度。穩定的制度是生產和生活方式變遷“水到渠成”的結果。儒生王莽靠書本概念和價值觀念治國，搞得天下大亂、民不聊生，是歷史的笑柄。
　　書生制定“好法規”易如反掌，但政治家推出執行不了的法規會被百姓稱為“腦袋被驢踢了”，喪失治理的威望。若硬要“闖關”則會激發“民變”。
　　制度決定論並非西學精髓，但冷戰後掀起這個思想狂潮亦非偶然，既體現西方學者和政治家的文明優越感，又是對欠發達國家的宣傳策略和政治策略。
　　因為西方學界和政界不遺餘力地鼓吹“制度決定論”，並鼓吹“先進”制度即“民主法治”。非西方國家的病癥都被診斷為“專制和人治”，並開出同樣的藥方——向“民主法治”的“轉型”。這種“轉型”成了近20年來欠發達國家政治學界幾乎唯一的話題——垃圾話題，研究制度運作的社會基礎反而成了冷門。
　　郡縣、科舉、共和都是中華體制之重。但秦立郡縣、隋開科舉、民國創共和，分別僅14、37、38年就亡了。治國更靠睿智的大政方針、出色的政治路線、嚴謹的組織路線、明確的思想路線。立個“全面制度”解決不了主要矛盾。主要矛盾被解決了，解決矛盾的辦法就“水到渠成”成為制度。世上沒有一勞永逸決定國家命運的制度。能解決“主要矛盾”的大政方針和三大路線決定國家命運。美國也不例外，否則立憲80餘年後不會發生血腥的大內戰。
　　而今，“政治體制”概念變得十分神秘，無所不能。而政治體制又僅分成“民主法治”和“專制人治”兩種。如此反智，政治學可以休矣。
　　最大化的民治就是無政府狀態
　　政府是以壟斷稅收和暴力為基礎治理社會的機構，恆定是少數人管理多數人的機構。人民選舉極少數“做主”的人執掌治權是“代議制”。代議與“人民之治”的“民主”或“民治”相距甚遠。
　　每個公民隨身帶個投票器，就所有大小問題隨時隨地進行全民公決，就是“民治”。比如全民公決是否該攻打臺灣，決策錯了全民負責。但全民負責等於誰都不負責。最大化的民治就是無政府狀態。人民的權力與人民的福利不是一回事。現代政府是“責任政府”，決策權被賦予極少數人。現實中最大的民主是大家參與相對於政府治權的“自治”，如全國各地的社區自治，以平衡政府之治。
　　競爭型選舉以“多數決”為核心原則。無論兩黨制還是多黨複選制，都是為了製造理論上的50%加1票，以滿足“合法性”。但2選1的抉擇讓選民感到無趣，參與積極性逐漸下滑，不斷侵蝕多數決原則。個人票的分量無限趨近於零，根據自己意願投自己或自己親朋的票無異是廢票。美國以本地事務公決票捆綁大選選票，媒體還不斷製造選情緊繃的空氣，卻也只有半數選民參加。
　　按競選規則，同意贏下選舉日多數票的人治國四五年，投“反對票”也等於同意被自己反對的人所“代表”。這是一種地方文化。同意多數決也是地方文化。眼下就有泰國、烏克蘭、中國臺灣的反對派在死纏爛打，把民選領導人的治權不放眼裡。西式地方文化之不“普適”的證據汗牛充棟。還有的社會原本不分成階級和利益集團，其文化甚至連“利益集團”的正當性都不承認，“利益集團代表”是個壞詞。然而，代表“所有”人的利益不叫“代表”，叫“責任”。
　　政治制度沒有先進和落後之分
　　西方思想家對競爭型選舉制的內在缺陷瞭然於胸，所以在邏輯上繞著彎稱之為“最不壞”的制度，或者“雖然不好，但沒有更好”，不直稱“最好”。雙重否定讓缺乏邏輯習慣者感到神秘，暈暈乎乎地感到“神聖”。
　　政府治理社會的方法並不神秘，其核心是社會利益。世界各地治國的方法可以抽象為四類：第一是以暴力為基礎保障社會整體秩序的利益，即執法；第二是代表強大社會集團的利益，即代表性；第三是以意願、智慧、能力去平衡部分與整體，眼下與將來，變化與現狀的利益，即責任；第四是以某種“正義觀”凝聚各種社會利益於一體，即社會核心價值觀。
　　所有政府都綜合使用上述四種方法，只因各國面臨的問題不同而有不同的偏重組合，就有了不同“體制”。如此，世上沒什麼先進與落後的政治制度之分，更沒有什麼“神聖”或“放之四海而皆準”的政治制度。
　　萬物有興衰，國家也一樣。過去、現在、將來都不會有天然及永恆保障善治的政治制度。貌似相同的政治體制在實際操作上五花八門，都是解決問題的產物。
　　而今，文化種族歧視變身為制度歧視，民主法治制度已成為世上最大的政治“宗教”。人們談論經濟和自然環境上的“地球村”，談論多樣性的相互依存，卻沒人談論“地球村”里社會和政治多樣性的相互依存。然而，不懂得尊重他國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就不會得到他國的尊重，人類社會就瀰漫傲慢與偏見，助長深溝高牆，助燃內外衝突與戰火。▲(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，新書《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》)
（編輯：SN090）